李学坤自幼聪明，再加上勤奋好学，高中还没有毕业，1938年16岁的他就考上了当时许多人都梦寐以求的黄埔军官学校。巧的是，那年黄埔军校开学正好是第16期。黄埔军官学校分校很多，李学坤考中的是黄埔军校在大陆时间最长的成都本校，这是正统的、嫡系的、科班出身的陆军军官学校。

        自然界有一个物种发展规律：杂交的动植物总是优于原来的母本，混血儿总是要更聪明、更漂亮一些。大人物的智慧和贡献，正在于联俄、联共，他把代表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先进政体、先进军事的“多强”联合在了一起，突出实践即体现在以俄为师、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上。如此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其硕果必然更加耀眼夺目，金光闪亮。

        “真为书生必投笔，从来志士皆从戎”，在报考黄埔军校的故事里，有许多决心以身许国的青年都为中华的崛起而努力奋斗，李学坤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大人物的弟弟毛泽覃，弟弟周恩寿，弟弟刘子奇都是同校的校友。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军校开学初期，不但缺乏教育器材和武器弹药，就连师生一日三餐的伙食也搭配不齐，李学坤常常饿着肚子。学生穿的校服也是单调的灰色。即使在冬天，他们也是赤足穿草鞋，双脚经常被冻得通红，到了晚上会钻心的疼。然而，即使条件这样艰苦，李学坤仍然集中精力学习，贫困并没有吞噬掉他那颗积极上进的心。校长的讲话像一盏盏明灯，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那一堂堂丰富多彩的课程如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童话故事，使他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一句句振奋人心的革命标语似一把把明亮耀眼的火把，点燃了他昂扬的斗志。总之，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赋予了李学坤无穷的力量。

        在军校学习期间，李学坤与同窗同是黄埔十六期一总队通讯兵科的马耀武，成为了一对要好的朋友。那时，他们二人总是走在一处，不仅一起学习，一起吃饭，而且两人还约定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在晨练时，他们二人总是互相比拼，看谁跑的更快。李学坤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一定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才能打跑日本鬼子。今天别看你跑在我的前面，说不定明天我就能追上你。”

        在一次军校举行的长跑大赛上，李学坤得了冠军，马耀武得了亚军。比赛后，马耀武不服气地说：“这次算你赢了我，下次比赛，我再也不让着你了？”

        “什么叫让呀？冠军是我跑第一得来的，并不是你让的。你若不服气，咱们俩明天早上单独在操场上比赛，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长跑冠军。”

        在军校学习期间，他们一直都是长跑比赛的对手，两个人长跑速度不分上下，互不相让，不是你跑第一，就是他得冠军。

        就这样，他们的友谊之花绽放在互相比拼之中。在两人真诚的浇灌下，这朵友谊之花长开不败，直到现在，这朵花仍在绚烂的绽放，丝毫没有枯萎的迹象。解放后，这朵友谊之花还被移植到海峡对岸的台湾解放后，马耀武便去了台湾。两人在海峡两岸共同地浇灌这朵友谊之花。

        1940年从军校毕业后，李学坤成了一名国民党的税警参谋。

        1945年，李学坤被送入参谋学校深造，系统学习参谋业务。在学习期间，他如一只酿蜜的蜜蜂，如饥似渴地从相关书籍中吸取着作为一名参谋所要掌握的要领。

        1945年8月15日，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的浴血奋战下，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无条件地宣布投降。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饱受了长期的战争的灾难后，都渴望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为了使全国人民早日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同年8月25日，在大人物带领下的中共中央就当时的局势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指出要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但是，别有用心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却心怀鬼胎，竟想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竟把在刚刚胜利的抗日战争中与之共同抗日的共产党当成剿匪来围剿。

        在日本投降的不到十天内，蒋介石曾三次发出电报，邀请大人物到重庆共商国事。蒋介石以为，正沉浸在全国人民普天同庆之中的毛主席一定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不会应邀来到重庆的。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主席于26日乘专机抵达重庆，27日就与蒋介石进行了和谈。这次谈判的主题是和平建国。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成立联合政府；二取消共产党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三、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承认各民族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解放军的政权组织，政令统一，军令统一，整编军队；四、区域划分和指定与人事方面的安排：会议上指定了热河省、查何尔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五省的主席由中共人员担任；安徽省、河南省、江苏省、广东省、湖北省的的副主席由中共人员担任；上海、天津、北京、青岛四个市的副市长由中共人员担任；东北各省允许中共人员参加各级的政权组织。

        在谈判内容里，最难的问题就是整编军队，当时合谈也做了具体地安排，由三人小组进行领导，由国民党的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部、十八集团军的领导人部队各派一人参加。那时国民党有263市，缩编为120个市；中共方有48市，缩编为20个市。

        在双方谈判期间，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俨然成了巨大的战场，全国到处都弥漫着浓浓的硝烟，中国发生了内战。内战的根本原因是国共双方在互相抢夺全国的地盘，抢夺接收日本投降还回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要求停战，民主人士要求停战，美国和苏联也不赞成中国打内战。迫于周边的舆论压力，国共双方迫不得已停止交战，于1946年1月13日签订了停战协议。从1946年1月13日零时起，国共双方就地停战。

        这次国共双方谈判进行了43天，主要问题尚未解决，特别是军队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当时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都对国共双方谈判寄给了很大的希望。双方代表在1945年10月10日发表了一个提要，这就是双十协议，也叫重庆协议。

        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天，毛主席回到延安，周副主席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为了监督指挥双方停战工作，国共双方成立了最高三人小组，即最高的军事调停组织。最高三人小组在国际上叫做和平小组，在国内叫调停小组，是由三方面组成的：国民党一方的最高代表是张治中将军，共产党一方的最高代表是大人物（当时是副主席），还有一方是站在国共两党中间的美国代表，其最高代表是马歇尔将军。为什么非要美国人参与？这其中奥妙，懂得一点世界现代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的，这不是本书的重点，姑且不论。

        为了执行三人小组工作的命令，1946年1月20日，三人小组在北平成立了办事机构：北京军事调度执行部，简称叫军调部，下面设有调处部，交通部和整编部。当时，三个部门有正副教官共计1000多人（不包括秘书）。军教处下面共有36个三人小组，其工作人员都是由大人物和蒋介石亲自认定的，分布于全国各地。

        1946年1月，年仅23岁、担任国民党上尉参谋的李学坤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有幸会被选派为三人小组的国方代表，随蔡文治中将、邓为仁少将乘机由重庆飞到北平，组建军事调停处执行部。1946年1月底，他奉命随邓为仁少将到汉口，组建汉口三人小组，即第九小组。就是在这一时期，李学坤有了和共产党接触的机会，并深入地了解了共产党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为他以后的弃暗投明打下了基础。

        汉口三人小组的国方原来的首席代表是邓为仁。这时的代表只有李学坤一人；共方原来的首席代表是薜芷政，他原是十八集团军的高级参谋，据说他也是参谋长的左右膀，这时的代表是王震，以后还有邓少文。美方的首席代表是一个空军少将卡拉可瑞可克斯（音），他是美国空军首相住在汉口基地的一个司令以后还有美国陆军中将扭赡尼卡。

        李学坤在汉口三人小组工作期间，国共双方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深的是在红安县的河口镇发生的故事，这件事，令他心中国民党的形象第一次发生了改变，也是他以后背叛国民党的原因之一。总之，这件事和后来发生的几件事，让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红安县的河口曾是国共双方的拉锯站和争夺站。那是1946年二月的一天，汉口三人小组在那里开会，经过一上午的会议辨论直到中午都没有结果，而且，三方的态度都不太友好。

        中午吃饭前，李学坤在小镇外散步，碰到了十几个老年农民在那里气愤地谈论着什么。为了弄明事情的真相，李学坤走上前去，和他们交谈起来。

        那几个农民一看到李学坤穿着国民党的军服，身上还垮着一把手枪，马上就散伙躲开他了。

        这样一来，奇怪就像个小小的乒乓球在李学坤心里跳个不停，使他更想弄明白自己分明没做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这些农民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友好，竟会像防贼一样防着他。迫于这一疑问的驱使，他拦住了一个农民的去路，想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滚开，你们这群国民党的兵，没有一个好东西。”说着，就撸胳膊挽袖子，要和他动起手来。

        李学坤先向他敬了个礼，接着有礼貌地说：“这位老伯请息怒，不知我们国民党军队犯了什么错误，竟会让您老生这么大的气？”

        “哼，说了又能怎样，你和他们是一伙的，还不是向着他们。”这时，那个老农民就像一直前进的皮球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被反弹回去一般，把头扭向了一边，一副不爱搭理李学坤的样子。

        “老伯，你看我这身衣服，我是国民党的军官参谋，只要是我说的话，我们邓为仁少将一般都会听的。”说着，李学坤用手指着自己身上的那套军服，让他们看。

        “国民党的军官又多什么，刚才和我们动手的就是你们的一个军官，不要拿你们的军官来压我们，我们只是老百姓，可惹不起。”

        “爹，看这位参谋可能和他们真不一样，否则他不会有耐心听咱讲话的。”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也是一身农民打扮，用毛巾包着头，穿着一身补丁连着补丁的衣服。听他和这位老农民说话的内容好像是他儿子，只见他走过来说：“要不咱们就和他说一说，没准他真能帮咱们解决的。”

        “说就说，看他那高昴着头的样子，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老农民拿出一支烟袋锅，吸了几口，才开口说：“刚才我们在地里播种，你们军队的一个营长走过来要水喝，我只是没倒开手去舀水，说了句：‘水就在那里，你自己去喝。’他一听，就开始骂起来了：‘放你娘的狗屁，你没长眼睛啊，老子一个堂堂的国民党的营长，竟然让老子自己去动手舀水。让你们这群老农民给老子端水，那是老子看得起你知道吗？你别不识相。我气不过，就说了几句：‘同样是人民军队，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别看你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你就可以和我们颐指气使地说话。就是伍司令自己本人不但不会让我们干这干那，还会主动帮我们老百姓干活。’他一听，就生气地给了我一脚，把我踹在地上，还说‘少拿我们和那帮该死的臭八路比。’我儿子气不过，就和他们打了起来。这时，正好被从这路过的伍司令的战士们看见。看见你们国民党欺负老百姓，伍司令的战士们就过来打算教训那个营长一下。于是双方就动起手来。你们那个营长一看伍司令的战士多，他们空手打不过，就拿出枪来，对着天空放两颗子弹，并打伤了一个共产党的战士。这就是你们国民党干的好事。”

        “这是真的吗？”身为国民党的上尉参谋，李学坤并不相信他亲耳所听到的。

        “哼！我就知道你不能相信我说的话。”说着，那个老农民和他的儿子转身就走了。

        李学坤愣在那里，半天没有反映过来，直到那对农民走了很远，他才慢慢地回过神来，对那对远去的农民说：“老伯，我会向我们邓少将反映这件事的。”

        下午，在会上，李学坤就把这件事和大家说了一下。国民党负责人只说了一句谁先打枪谁负责任，谁先动手谁负责任，然后，就放下这件事，去讨论别的了。

        傍晚，在回到国民党在汉口住处的路上，国方代表邓为仁对李学坤下午在会议上的表现很不满，严厉地指责他不应多管闲事，弄乱了会场的气氛。

        心实的李学坤说：“我说的都是实话，这是老百姓告诉我的，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国军的形象很不好，还影响了我们和共军的和谈。共军一看到我们在老百姓面前这样作威作福的，一定不会和我们进行和谈的。”

        “在合谈会议上你不能讲实话，你刚从学校毕业，有些规矩你可能不懂，这不怪你，慢慢学吧。”

        “邓少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确实不懂，请赐教。”邓为仁的这句话，就像为李学坤灌下了一刘迷魂药，让他变得头晕乎乎的，辩不清方向，迷失在了前进的路上。

        “其实这次会议是以和谈为名，借这个机会布署军令，继而打倒共军，统治全中国。”

        这句话就像一副催吐剂，李学坤喝下之后，立即就把刚才灌下的迷魂药引吐出来，辨清了自己所走的这条路是通向何方的。顿时，李学坤明白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也明白了中午时，那个老农民和他说的关于国民党的事情完全没有瞎编，而是事实。这时，李学坤已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打算。

        3月10日，李学坤又随着汉口的三人小组到河南省光山县。当时国共双方在这里交战正酣。来到宣化店伍司令的司令部，李学坤和共方的薜芷政、王震住在一起。在这一时期，李学坤在共军的解放区里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战士和那里的人民群众相亲相爱，也真正地了解到什么是军民鱼水情深。那时伍司令和他的战士们，亲自帮百姓们修房筑路，每到做饭时，他们又是帮百姓们挑水，又是帮百姓们烧火，和老百姓们吃在一处，住在一处，平时还给老百姓们讲笑话，说历史，亲切地和老百姓们交谈，那个样子真像一家人一样。

        那时的李先烈，是伍司令的司长，中央军区的司令，他穿的衣服和一般解放军战士一样，也是灰军帽、灰军服，打着赤脚，穿着草鞋。他经常帮老百姓们写信，还教老百姓们文化知识。

        老百姓们对侍这些解放军战士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和兄弟一样。有一位大妈，把解放军战士们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知道战士们的布鞋破得不像样了，她每天吃过晚饭后，就戴上老花镜，在如豆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纳布鞋，她把自己对解放军战士的钦佩和爱戴都纳在了鞋上，每一针都浸着她对战士们的深深的情。每天晚上都能做好一双布鞋，第二天早上都能把一双布鞋交到一位解放军战士的手中。

        可是，国民党军队的战士们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以前李学坤总是听到邓伟仁说，共产党员是怎么怎么镇压老百姓的，老百姓又是如何如何恨共产党的，当时，李学坤听说后很气愤。可是，他现在亲眼看到的和以前所听到的完全相反，国民党的战士们在老百姓面前总是颐指气使、指手划脚地指挥着老百姓们做这做那，完全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土皇帝了，而老百姓们对之也是完全不去理会。此时，身为国民党的李学坤完全看清自己所在的军队是一副怎样虚伪丑恶的嘴脸了。

        在最高三人小组大人物、张治中、马歇尔到汉口视察工作期间，李学坤自始至终地陪同着，在互相交谈中，周副主席发现李学坤这个国方年轻的代表，既有民族气节，又富有正义感，真是一个人材如果出身在共产党解放军的队伍里，肯定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因此就更加留意了他。

        在共方离开汉口的那天，薜芷政找到李学坤，告诉他周副主席要和他们国方代表谈谈。当时，李学坤清楚地知道，受到大人物亲自接见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次，自己必须要给周副主席留下一个好印象，才能无愧于周副主席对自己的厚爱。于是他就把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把胡子也刮得一干二净，换上了刚刚洗过的军服，又扎了一条蓝色的领带，垮上了那把让他立下了大功的手枪，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当时共方的所在处。

        当时在座的有李先念、王震、任士舜、马寒冰。通过薜芷政的引荐，周副主席接见了李学坤，并亲切和他握手。李学坤发现，眼前的周副主席是个非常慈祥的老人，虽不到五十岁，前额处却过早地留下了几条浅浅的皱纹，想必这一定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过分地操劳而留下的吧，他身穿着一件并不是很新的灰色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非常普通的布鞋。从穿着打扮上来看，这位身为共方的副主席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平和地对李学坤说：“你就是李学坤？听说你是国民党的上尉参谋？打死了很多日本鬼子是吗？”周副主席亲切地询问着有关李学坤的一切，并语重深长地对他说：“国共和平谈判是家事，谈判要有诚意，调处要公正，当代表的一定要心诚，心诚则灵嘛。这样，谈判才能胜利！”这句话在李学坤的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甚至影响到了他今后的人生走向。他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反动派接受和平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拖延调兵遣将、布置军力的时间，以便全面地发动内战。周副主席的话，意味深长地切中了这个要害。作为国民党一方的正义代表，李学坤对此能感慨万分。当时李学坤就坚决表态：“我个人决不做历史的罪人。”李学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天，三人小组在回到汉口的住处时，经过武汉军令的司令部的稽查处，国军在检查哨所时，李学坤代表的国方和美方的几个人都顺利地通过检查进去了，没人阻拦，也没人检查他们身上所带的东西。唯独与之一起行走的共方代表被拦住了，并被几个国军莫名其妙地搜了身，他们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和里面的胶卷等一些和会议有关的资料不知是何原因地被没收了，国军也没做出任何的解释，这使得共方当时的处境非常尴尬。但共方当时并没有与之交手，也没有和他们争论什么。

        当回到国共双方代表当时所住在汉口的法租界后，共方的首席代表薜芷政才找到李学坤，向他发牢骚地说：“李代表，你是重庆军令部直接派来的正式代表，我们三人小组只要是在我们共军把守的地方，不管你是蒋家军还是解放军，都可以长出直入，不受任何阻碍，更不会没收你的任何东西。可是，只要到了你们国军守卫处，对待共方和国方以及美方就不能一视同仁了。”

        王震将军更是气愤得脸色铁青，用手指着李学坤数落道：“你这个年轻代表真是不坚持正义，既然身为国民党的上尉参谋，看到你们的兵在那里拦我们共军的人，还没收了我们的东西，你也不出来管一管，就这样任他们不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以为你这个国军上尉参谋和我们一起组建三小组的这些日子里，能够被我们共产党所作的一切感染了呢，能够真正了解我们共产党解放军是一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队伍，从而就帮助我们了呢。没想到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土匪就是土匪，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改邪归正、弃恶从善地加入正义的行列里。真是让我们对你失望到底了。”

        李学坤是个自尊心很强、很要面子的人，现在听了王震对他的批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地侮辱，被激怒得像头发威的狮子，他瞪着如两只灯泡般的双眼，双手握紧拳头，暴跳如雷地说：“你等着，我找我们少将说理去。”说完，转身就向邓为仁的住处走去。

        来到邓为仁的房门前，气急败坏地李学坤没有像以前那样有礼貌地敲门，而是非常鲁莽地用脚踹开门，毫不客气地闯了进去。

        看到一向对自己很恭敬的李学坤，今天却这么无礼地闯进自己的屋内，邓为仁显得很不高兴，他放下手中的笔，从办公桌后走出，来到李学坤面前，没好气地说：“什么事，使得你这样急三火四地跑到我这里？”

        李学坤就把刚才的事情如实地说了一遍。

        邓为仁一听，气愤得踢了李学坤一脚，把他踢了个趔趄，“这事不用你管，到了国民党的地盘，就到了国民党的当地，一切都得听任国民党的指挥，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你是国民党的上尉参谋，怎么能和共产党的人走在一起，帮他们说话呢？总之，这个事你不要管。”说完，邓为仁就向自己的卧室走去，对李学坤下了逐客令：“开了一天的会真累，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李学坤刚从邓为仁那回到自己的住处，气还没有消，共军的翻译马寒冰和王震再一次找来，叫李学坤通知国民党上级，必须还给他们照相机和一些资料。他们有理据争地对李学坤说：“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地上就可以随便照相，中国人不能干预，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领地上照相为什么就要被没收？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请你今天想想办法，一定要帮我们要回我们的照相机，不然我们的正事就被耽误了。就拜托你了。”说完，他很信任地拍拍李学坤的肩膀。

        听了马寒冰说的这番话，李学坤觉得马寒冰说得也对，美国人在中国的军事基地照相都没有人干涉，为什么中国自己人照相要被没收呢？他再一想，国民党这事做得不对，最高三人小组由谁规定呢？最高三人小组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被阻拦。国民党做得确实是太过分了。于是他就找到国民党军事区稽查处的副参谋长的住处，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上级指示。”

        “哪个上级？”

        “新工主任，国探师的部下，代表蒋委员长的。”

        李学坤一听，语气仍然很坚定地说“那也不行。他说了不算，我们三人小组代表说了算，我们执行的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既然他说了不算，你找蒋委员长去吧，看看蒋委员长怎么说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器重你？我看你想叛变，背叛蒋委员长，投入共军的组织是不是？既然你想和那些穷八路混在一起，那你就去吧早晚你都有后悔的一天。出去，这里不欢迎背叛蒋委员长的人！滚！”副参谋长也下了逐客令。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既然这里不欢迎我，我不会再来了”性情高傲的李学坤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他走出门前，立即摔门而去，他觉得国民党上级那强硬的态度是自己所改变不了的，无论再有理的事，到他们面前也会变得理屈，讲不出理来，他们就是王法，就是道理，谁也不能指责他们做得不对。

        李学坤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有人来找他，说是蒋委员长找他，有事和他谈。

        “怎么回事？听说你对没收共军的照相机的事很有意见，是吗？”李学坤刚来到蒋介石的房间里，坐在办公桌前的蒋介石就没好气地质问着他。

        “是的，蒋委员长，既然我们和共军都是中国人，那我们就不应该没收他们的照相机。既然我们能恭敬地对待美国人，那么我们何以要为难我们的同胞兄弟呢？我们不应该没收和我们同是中国人的共产党的照相机。”

        “你是我们国民党的上尉参谋，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去帮那些该死的共军说话？你没看到吗？共军手中只有小米加步枪这样落后的武器，如果不巴结美国人，他们不向我们国军提供飞机大炮，以后日本鬼子再打回来，咱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告诉你，只有我们国民党统治全中国，中国才能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向富强。要让共产党统治全中国，那么中国人还会遭到外国人的侵略。”

        “可是……”

        “别说了，我不想再听你的解释。”李学坤还要和蒋介石据理力争，打算帮共军要回照相机，就看到蒋介石作出让他闭嘴的手势，“不用再说了，回去想一想你做为一名国民党的上尉参谋应该做的事吧。”说着，蒋介石就转向窗户那一边，表示不愿意再见到他。

        这一晚，李学坤气愤得一夜没合眼，他在回忆这一天来所发生的事，他在想，王震和马寒冰说得很对，国民党没收共军的照相机确实没什么道理，自己也不能再跟着蒋介石国民党这样继续干下去了，他们的官兵武断专权，根本就不听下级的意见，就连自己这个上尉参谋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再想想上次会见共军方的周副主席又是多么和蔼，多么慈祥，完全没有把他当成敌军的一个官兵那样对待，而就像长辈对待晚辈那样，给予了自己谆谆教诲和殷切的希望。他想，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中国人民才能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的日子；而国民党只能成为众叛亲离、千夫所指的对象，在中国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1946年4月，李学坤和中共代表薛子正、王震、马寒冰，同机到上海视察。他们先住的是国际饭店，鉴于这个饭店太乱，他们不得移住浦石路华懋大厦。这个十三层的饭店，是美国海军军官俱乐部在上海下榻之处。

        这天在夕阳西下时分，李学坤他们在六楼餐厅就餐。窗外那美丽的晚霞好像妩媚的新娘，似乎就在对面含情脉脉望着他们，似乎在向他们诉说着少女的心事。他们只要一开窗，一伸手，就可以抚摸到新娘那悱红的脸庞，倾听着晚霞向他们诉说衷肠。

        这时，同桌的王震将军左手拿着饭碗，右手拿着筷子正在夹盘子里的青菜，他绷着脸，义正词严地说：“这大上海简直就是美军的殖民地，中国哪像个有主权的国家呀？”说着，就把菜送入口中。

        正在吃饭的李学坤听了这话，把筷子停在半空中，牙齿也停止了咀嚼，略有所思地认为王震说得很对。是的，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如今却沦为半殖民地，身为一位中国人，我们应感到耻辱。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和丧权辱国，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让祖国的上空乌云滚滚，神州大地到处伤痕斑斑，满目苍夷，国不成国，家不成家，这是身为一个炎黄子孙的悲哀。

        就在这时，美军的一方来到餐厅用餐。他们坐在李学坤他们的对面，看见中共代表穿的衣服很旧，很破，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就显示出一了副鄙夷的神色，还说了一句英文：“Beast！穷鬼）”

        王震将军问马寒冰：“美国佬说的什么意思？”

        马寒冰生气地说：“他说咱们是穷鬼。”

        “哗啦”，听了马寒冰的翻译，王震非常气愤地把筷子和碗都摔在了桌子上，并很有力地敲击桌子，“真是岂有此理。”他站起来磨拳擦掌，想要教训教训那些洋鬼子。

        “既然他们没有动手，又是用英文骂的我们，咱们就当没听见，姑且先饶了他们这一回。小不忍则乱大谋呀。”幸亏李学坤在旁边阻止了他的冲动，才让王震继续坐下吃饭。

        阳光像碎金子一样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使得大地处处生辉。和煦的阳光洒在人的脸上，像爱人的手在轻轻地抚摸。天空上的白云一朵朵地游移，就像一只只可爱的小绵羊在草地上奔跑。

        李学坤的心情也如这天的天气一样，格外的舒畅。他开着吉普，带着王震、薛子正和马寒冰到外滩去办事，突然，一辆美军宪兵巡逻的吉普车迎头闯来，破坏了他们的这份好心情。当时，在上海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管什么单位的车，只要在路上遇到美军宪兵车路过，都得给他们让路，让他们先行通过。

        此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王震认真观察着李学坤这个年轻的国方代表如何应对美军的车。只见，坐在司机位置上的李学坤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双眼怒视着前方横冲直撞的美军宪兵车，开车直驶而过，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

        开车的美军宪兵看到李学坤他们的车没有做出让步，超过了他们的车，既惊讶又生气，他停下车来，瞪大了双眼望着前面的车，双手狠敲方向盘和前面的车窗，吱哇乱叫地好像在大喊着什么。

        坐在前面车里的李学坤一概不予理睬，双眼直视着前方，仍然在正常地开车，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

        坐在旁边的王震将军数起大拇指，不得不佩服地说：“李代表，你很有民族气节！”

        正在开车的李学坤神情严肃地说：“上海是中国人的地盘，不是美国人的殖民地，做为中国人，我们凭什么给他们让路？”

        听了李学坤说出这么有气节的话，坐在车后面的薛子正和马寒冰一面佩服李学坤那一身强烈的民族气节，一面又为他身为国民党的上尉参谋而感到挽惜。

        李学坤他们初到上海视察期间，中国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了，美军的飞机竟然在中国的领空里肆意飞行；英军的舰艇也在中国的领海内任意的游弋，犹如入无人之地一般。在青岛、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的港口随时都能看到有美英两国的军舰出入或停泊，甚至还驻有美国海军陆战部队；在繁华闹市区，经常能看到美军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有很多的中国人都被美军的车撞倒或撞死。美国士兵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中国妇女的事件随处可见。1946年12月，美国士兵在北平东交民巷侮辱、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惊动了全中国，引起了全国大学生的反美高潮。

        1946年5月，按照和谈协定，李学坤负责护送新四军第五师的300多名伤病员由宣化店到邯郸刘邓大军总部医院。在孝感车站乘车北上时，因为铁路被破坏，他们在许昌就下了车。这时，国民党军方打算派重兵押送。中共首席代表薜芷政看到国民党把这些抗日的伤员当成罪犯来押送，就站在这些伤员的前面，拿出枪来，阻止了国民党的行为。为了护送这些伤病员安然无恙地到达目的地，薜芷政为代表的共产党们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为国民党一方代表的李学坤看到薜芷政视死地保护着这些伤员的安全，早已被共产党这种舍生忘死，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所感染，于是他站在了共军这一方，他和薜芷政并排站在伤员前，也把手枪掏了出来，上满了子弹，先向天开了一枪，“五师的伤病员们是抗日的英雄，不是罪犯，不许押送他们。如果非要押送他们，你们就得先得通过我这一关，把我打倒，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再说。”，

        看到上尉参谋李学坤这么视死捍卫着这些伤员的安全，国民党一方的军兵迫于无奈，只好作罢。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在李学坤的护送下，300多名伤员无一例外，都被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当代表刘伯承、一方的黄镇将军出来迎接伤病员时，看到这些伤员安然无恙地到达这里时，黄镇来到李学坤的面前，紧紧抓住他的手，感激不尽地对他说：“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你还能这样主持公道，将这些伤病员从那么远的地方，安然无恙地送到这里，真是太感谢了。想不到，国民党军队里还能有像你这么好的军官，真是太难得了。”

        李学坤握着黄镇将军的手，正义凌然地说：“不要这么说，我也是中国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绝不会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

        “对！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应该做！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手足兄弟不能自相残杀呀！”黄镇将军拍着李学坤地后背，十分赞同地说，“走了几天的路，你们一定很累了吧。来，先吃了饭再好好休息休息吧。”黄镇先把他们让到屋里坐下，再吩咐炊事员们准备足够的饭菜，打算为他们接风洗尘，好好地犒劳犒劳他们。

        李学坤刚刚回到自己的住处，就被蒋介石叫去训话。“怎么回事？听说是你阻挡我军官兵押解伤员，还拿出了枪来威胁官兵？”

        李学坤抱拳做出一副请罪的样子：“确实是这样。蒋委员长，那些伤员都是抗日的功臣，在路上，他们不应该像罪犯那样被押送过去，他们应该得到更加细心地呵护，如果不是他们不顾生死地抗战，也许日本人到现在还不能投降，所以我才这么做。”

        听到李学坤这么大胆地擅自主张地阻拦已方押送那些新四军的伤员，还冠冕堂皇地说了这么多理由，蒋介石的脸就立刻窜上火气，气得他“啪啪”地直敲桌子，“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新四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和咱们势不两立。咱们为什么要那么细心地护理他们？真是岂有此理”

        “蒋委员长，请听我说。他们共产党是一支亲民的军队，他们常常帮助老百姓们干这干那，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地战争。瞧，老百姓对他们多亲呀，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亲人一般……”

        蒋介石听到这些，气急败坏地走到李学坤的跟前，狠狠地掌掴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嘴角都流血了，“早知你这样胳膊肘往外拐，帮那些该死的共产党说话，当初你在战场上中了日本人的枪，我就不应该找来国外的医生救你。想不到你是这样恩将仇报的人。”

        “蒋委员长，我没有恩将仇报，我只是替正义说话呀，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同祖同宗的中国人，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呀。”李学坤擦了擦嘴角上的血，仍然像磐石一般矢志不渝地说。

        “小心你现在的职位不保，别怪我蒋某没有提醒你。滚，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话。”惜才如命的蒋介石实在不愿意失去李学坤这位参谋，但是李学坤做出的事实在让他太失望了。

        李学坤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不让他继续当上尉参谋，他就不当，反正他早就不愿意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呆了。